[導讀]他為什么被打成右派，他鳴放了什么？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，甚至諱莫如深，幾經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。
從清華到東北
開完歡送會、宣誓會，懷著特別的憧憬，承載著建設國家的使命，1951年，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，朱镕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(yè)生奔赴東北。
“朱镕基是學生會主席，在學生中威信比較高，所以組織上叫他帶隊。”朱镕基清華時的同班同學郭道暉回憶說。是年，新中國不足兩周歲，工農業(yè)生產還沒有恢復，正是百廢待興之時。“當時東北要建成重工業(yè)基地，所以，這些理工背景的學生都去那里了。”
奔赴東北，朱镕基被安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(yè)部。
新華社公布的朱镕基簡歷說，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，在東北工業(yè)部計劃處，當生產計劃室副主任。這一職位按照中國干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。
據(jù)當時的同事介紹，朱镕基那時23歲，年輕氣盛，工作起來不要命，“熱情很高”，當時的領導對這些清華高才生也很重視，所以，“朱镕基沒來多久就擔任了計劃室副主任。”
“這個時候，湖南人的個性和清華畢業(yè)生的‘脾氣’已經有所體現(xiàn)。”但當時由于他年紀還小，黨內政治生活還很正常，也沒有人對此太在意，相反，朱镕基由于淵博的學識、出色的工作表現(xiàn)，贏得了當時工業(yè)部領導的極大賞識。
東北工業(yè)部對朱镕基來說，除了取得初步經濟工作經驗外，還在于，這個年輕人的工作表現(xiàn)引起了相當多的人注意，這些人都很欣賞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氣，而且很多人后來都身居要職。多年后，每遇危難，都會有人施以援手，使他度過了次次危機，并能有嶄露頭角的機會。
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為朱镕基直接領導的呂東、袁寶華等，而對朱镕基最重要的當屬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馬洪�？梢哉f，這次“邂逅”對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經歷影響巨大。到底有多大，很難加以評估。
馬洪比朱镕基大8歲，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、副秘書長。
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镕基高許多，在工作上，馬洪是他的上級，馬洪對他十分賞識。3月2日，馬洪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，“當時朱镕基工作很努力，人很聰明，很正直，很有發(fā)展前途。”
國家計委的初步歷練
1952年12月，東北工業(yè)部撤消，而此時，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。
由于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，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，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(yè)干部進京，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愿望，于是“地方干部支援中央”的政策出臺。
據(jù)馬洪回憶，1952年，東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進京，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，“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兩個。”
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歷，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、綜合局任組長，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，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。
據(jù)朱镕基的同事說，朱镕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。張璽政工出身，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。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镕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，被朱镕基的同事給予否定。
馬洪說，“在計委工作的時候，朱镕基的表現(xiàn)也很出色，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。”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，朱镕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、最有前景、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干部，他的能力、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。
“朱镕基講話邏輯性極強，看到什么不對的地方，他就會指出來，從不馬虎。有時開會，由于職務關系，他只能坐在后面，但他只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，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。”
朱镕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，6年中，中國經歷了初步工業(yè)化，而計委作為計劃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的，無疑處在中國工業(yè)化的風口浪尖上。
由于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特點，計委幾乎要執(zhí)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。
有經濟學家評論說，“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镕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。”
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，朱镕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，“計委工作相對宏觀，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，但對朱镕基的歷練是一樣的。”
前不久，朱镕基在香港發(fā)表演講時說，這么多年，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，還是熟悉的。有人就此認為，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工作經歷不能說沒有關系。
朱镕基的同事回憶說，當時經�？匆娭扉F基翻看各種資料，還要經常起草文件，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，他也十分注意學習，外語也沒有丟。
被打成“右派”
平靜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擾而結束。1957年春，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，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，于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(zhí)政黨提出各種意見，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。
1957年6月8日，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，中共中央發(fā)出“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”的內部指示。同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(fā)表題為《這是為什么？》的社論。此后，全國陸續(xù)開展了大規(guī)模的“反右派”斗爭。
本來，毛澤東提出“雙百方針”，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，鼓勵“鳴放”，于是很多人響應執(zhí)政黨的號召，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，然而，令人遺憾的是，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，反而被稱作“蛇”，要引出洞來打。
自從被稱作“蛇”后，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。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，“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，全黨共誅之。很多右派被打，被拘禁，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，被殘害致死。”
1998年3月，在朱镕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，有記者問起他的“右派”經歷，他表示，不愿意回憶那段歷史。
對朱镕基來說，之所以不愿意回憶那段經歷，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歷的艱難和辛苦，不堪回首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，1958年，“反右”拉開了朱镕基“天將降大任于斯人”之前的艱難序幕。
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，據(jù)一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介紹，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后。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(fā)表社論說，“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質上的不同，黨內有了右派分子，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(yè)的危害就更加嚴重。”“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，他仍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，從內部來打擊我們，從內部來反對我們。”“在當時，不僅黨外鳴放，黨內也要鳴放。”李銳說，“朱镕基是在黨內鳴放后被打成右派的。”
他為什么被打成右派，他鳴放了什么？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，甚至諱莫如深，幾經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。
1957年，“一五”計劃取得了一定成就，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(fā)熱，在領導經濟工作上，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。時年30歲的朱镕基，雖然在國家機關歷練了7年，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，依然保持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，我行我素。
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。在反右的大背景下，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，而朱镕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，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。而且在平時，就有人認為他“清高”，“目無領導”，運動一來，他就被劃成右派。
朱镕基的同事，現(xiàn)任中國某協(xié)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，“他是被錯劃的，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，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，定指標，找不到那么多人，就把他拉上了。”
“對他被打成右派，我一點也不奇怪。他是湖南人，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，不低頭，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、不搞陰謀詭計。”朱镕基的一位同學說，“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，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，大學里都是佼佼者，都有獨立的見解，這是清華給我們的，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，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。更不懂得黨內斗爭的殘酷性。”據(jù)了解，朱镕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。
1958年春，朱镕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，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，就向往著革命，怎么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？
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镕基的記錄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，因為“想通”是很“高難度”的動作。
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，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，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，永遠不會再回來！
“右派”生涯
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簡歷并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歷，只是說，“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干部業(yè)余學校教員、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。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‘五七’干校勞動。”
對比當時大多數(shù)右派的悲慘命運，客觀地說，朱镕基應該算是幸運的。
李銳分析說，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镕基，可能暗中保護了他。
事實確實如此，朱镕基在下面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，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干部業(yè)余學校的教員。這是一所中專學校，他的任務是教老干部們學習數(shù)理化，到基層去培訓徒工。
郭道暉回憶說，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后，朱镕基還當過英語教師。“他是一個有心人，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。”
有熟悉這段歷史的人說，在當教員期間，朱镕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(shù)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(xiàn)，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，故被學校里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“多面手”和“全能教員”。這一經歷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證實。
60年代初，朱镕基結束了教員工作，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。在那個年代，曾經是右派就意味著不是黨的人，所以朱镕基并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，只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。
從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，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，五天一大運動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主攻方向是，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“當權派”，此時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“當權派”，但由于有“右派”的經歷，也少不了陪著挨整。
1968年以后，“文革”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——“清理階級隊伍”。
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里的“階級異己分子”，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，而重點是在后者。
最大限度地接觸底層民眾
1968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如火如荼，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，作為“清理階級隊伍”的重要手段，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匯產生：“五七干校”。
“五七干校”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，指出軍隊既要學軍，還要學工、學農；工人也要學農，學軍，學文化；農民也要兼學軍事、政治、文化，也要批判資產階級，等等。
1968年5月7日，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“五七指示”發(fā)表兩周年，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干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，命名為“五七干校”。
1968年10月，毛澤東再次批示，“廣大干部下放勞動，這對干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，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。在職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。”
此后，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“五七干校”，數(shù)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(qū)勞動鍛煉、接受改造，“滾一身泥巴，煉一顆紅心。”
有回憶說，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斗爭嚴重的情況下，所謂革命化的“五七干校”其實已成為迫害異己、懲治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，是“變相勞改”的一個地方。
1970年元旦，朱镕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“五七干校”，一干就是5年，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。
最初，干校沒有家具，連基本的生活用品、床、板凳都沒有，于是干校便從外面運來一些生活用品。
由于擔心丟失，一個寒冷的冬日，朱镕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，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里，忍饑挨餓，“天氣冷極了，也沒有暖氣，沒有水。”
和朱镕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，國家計委襄樊“五七干校”位于湖北北部，和河南接壤，干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，由于有這些人到來，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。干校實行軍事化管理。
這段時間，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，偶爾也看看書。這5年的人生經歷對朱镕基十分重要，可以說是20年“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”的重要階段。
朱镕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，但并不顯得十分懊喪。他說，在那段時間里，他接觸了許多人，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。
由于朱镕基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，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，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，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“平民情結”。
廊坊的“傳奇”
1975年，鄧小平第二次復出，復出后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。雖然此時“文革”還在進行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，但由于有鄧小平的努力，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、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。
朱镕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干部們也借此機會回到了北京�；鼐┖�，朱镕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。怎么辦？
一個機會擺在面前，中央決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學工業(yè)部的石油工業(yè)部重新分出，石油工業(yè)部急需技術干部，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(yè)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。
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，朱镕基先后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，副主任工程師。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，那么辦公室副主任，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。
此時距朱镕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，20多年前，朱镕基被分在東北工業(yè)部計劃處，被委任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，副科級，而20多年過去了，40多歲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級，也許這個時候，上天依然要“苦其心志”。
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(xiàn)在已經23年了，但今天關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。
3月1日，本報記者初到廊坊，便聽到有人講朱镕基的故事：
朱镕基在任的時候，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(xiàn)，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，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，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(fā)票，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準報銷，工作人員也大怒，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，最后只得悻悻而回。
“不行就是不行”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話。在民間，甚至還流傳著朱镕基和當時的領導斗智斗法的傳說。剛正不阿的朱镕基，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，肉中刺，很多人都恨他，怕他。
據(jù)說，朱镕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，幾百口子人只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，場面極其凄涼。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，送他到火車站。
老人拉著朱镕基的手說，“就你一個好人。”說著兩個人都哭了。
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退休職工否定。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，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系很好，這個人叫周來福，但不是門房老大爺，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，和朱镕基都住在單身宿舍。由于朱镕基當時家在北京，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，于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車站，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，兩個人關系確實很好。
那么，當時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樣的？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，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。
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，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，朱镕基曾在調度室工作，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。
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，“在我們眼里，朱镕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，不愛多說話，他和大家的關系還可以。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，他的英語很好，能說能寫，能翻譯。”
當時，朱镕基經常要跑野外，和大家一起睡，一起吃住，翻山過河，哪里有石油工地，就到哪里架電線，安裝變電裝置。他不僅能設計圖紙，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。
“施工很艱苦，宿舍就是帳篷，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里的時間長，當然不是朱镕基一個人在一線，大家都在一線。當時風氣也很好，因為大慶精神是深入人心的。”
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，朱镕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后，有一年，管道局搞周年慶祝，曾告訴朱镕基。朱镕基批示說，贊成管道局周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。
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镕基多舛命運的最后階段，不久以后，朱镕基回到北京開始他新的人生歷程。
